新兴经济体正经历一场大泡沫0粘度杯

新兴经济体正经历一场大泡沫

文/ 《经济学人》前主编比尔-艾默特(Bill Emmott

这不是一个民主和极权谁更好的问题。其本质是，除非新兴经济体能保证灵活性和适应力，否则它们无法继续“新兴”。而这一灵活性和适应力的决定因素在于政治制度以及它们挑战利益集团、协调社会冲突、维护法治的意愿。重要的是政治。

民主和极权谁更有利经济发展　　人们认为将会影响甚至主导世界未来的新兴经济体发生了非常严重的问题。目前正在寻找罪魁：大宗商品价格、液压致裂法、美国利率、厄尔尼诺、中国都是热门。但答案其实更加简单，也更加传统，那就是政治。

以巴西为例。这个曾经似乎已经走上永续繁荣的经济体两年多来现有增长，目前更是陷入了衰退。大宗商品出口价格的下跌绝非福音，但巴西经济应该绝不仅限于收成和炼制产业。

再看看印度尼西亚。印尼经济仍在扩张，但增长率——上季度年化增长率4.7%——与此前的预期和人口增长率相比相当令人失望。土耳其也是如此，上季度增长率下降至2.3%——总算胜过了人口增长率，但与2010年和2011年的突飞猛进(增长率高达9%)相比显得相当疲软。南非亦然，其经济进步一直过于缓慢，不管是在黄金(1123.20, -1.40, -0.12%)和其他资源的繁荣期还是萧条期，减贫方面也几无进展。

《经济学人》前主编，纪录片《欧洲灾难大电影》执行制片比尔-艾默特　　还有中国本身，它的减速是其他所有人用来解释自身迟滞的最佳借口。中国的私人经济学家又回到了过去他们最喜欢的经济压力期，也就是推算自己的GDP增长指标而不信任官方统计数字的时期。从官方数据看，中国增长仍保持在稳健的7%，也就是政府宣布的增长目标，但私人经济学家的测算大多在4—6%。

近几年来有个魔咒，即，不管全球经济增、大宗商品或金融市场长发生什么扭曲或转折，“新兴市场的故事总能岿然不动。”公司董事会和投资策略师这样说的意思是他们仍然相信新兴经济体必然比发达世界增长快得多，在进口科技和管理的同时出口商品和服务，从而获得低工资和生产率提高的胜利组合。

但是，这个魔咒有个问题。一个简单的事实是，顾名思义，这一魔咒定义太一般，难以覆盖全部亚洲、拉美、非洲和东欧的各种类型的经济体。如果如“新兴市场故事”观点所隐含的那样，趋同和赶超只是一个逻辑和宿命的问题，那么这一逻辑应该也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增长开始吸引人们眼球之前的几十年。但并非如此。

之所以并非如此，其原因与如此多的新兴经济体现在陷入了麻烦的原因相同。这一原因是，新兴经济体的实际持续兴起的主要决定因素是政治、政策和由治理制度决定的一切。

这就是巴西在令人失望的四年中所存在的难点。巴西无法在不引起衰退的情况下控制通货膨胀，其自2010年以来的颓势并不是因为运气不好或私人部门企业家精神流失，而是因为政治失败。巴西政府一直不愿或无法裁减臃肿的公共部门、深陷各种腐败丑闻，而其总统罗塞夫一直表现出对导致这些问题出现的国家领导资本主义情有独钟。

巴西、印尼、土耳其和南非等民主国家都没有能做好任何政治制度的基本任务：平稳协调互相竞争的利益集团和权力派系以使更最广泛的公共利益最终胜出。这本质上意味着公共利益：让经济灵活演化，从而让资源从无法盈利的用途流向潜力更大的用途。一个拥塞的经济，一个无法发生创造性破坏和适应新环境的经济是无法持续低增长的。

这是民主国家，特别是法治制度和言论自由脆弱的不成熟民主国家与极权体制相比的天然劣势吗？显然，这些步履蹒跚的经济体所犯的一个错误是没有向新加坡学习。新加坡采取有管理的民主制度，今年迎来建国50周年，它成功地避免了掣肘(比如)巴西的利益集团硬化症和腐败。

也许对民主派来说，一个福音是最近中国也没有学习新加坡的经验。中国经济最近的减速似乎是因为中共没能解决国有企业权力垄断、向民营企业自由开放新部门的问题。

这些都不重要。这不是一个民主和极权谁更好的问题。其本质是，除非新兴经济体能保证灵活性和适应力，否则它们无法继续“新兴”。而这一灵活性和适应力的决定因素在于政治制度以及它们挑战利益集团、协调社会冲突、维护法治的意愿。重要的是政治，笨蛋。

(本文作者介绍：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被称为“世界上最具智慧的专栏”，作者来自全球顶级经济学者、诺奖得主、政界领袖，主题包括全球政治、经济、科学与文化塑造者的观点，为全球读者提供来自全球最高端的原创文章、最具深度的评论，为解读“变动中的世界”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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